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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与告密 微妙区别之间的人性选择

2017-12-19 08:19:42 来源:天津快乐十分计划 责任编辑:

天津快乐十分计划 www.lcssw.com      一名小学生偷偷把零食带到学校,被同学告状,不过老师了解情况后发现,告密者竟先“威胁勒索”同学——要求对方把巧克力给自己吃,否则向老师举报。这名老师对被告状的学生说:“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又对另一个学生严厉地说:“你以告诉老师来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最后的处罚:老师让那个学生当着打小报告学生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

    这个真实的故事在今年11月中旬发生后引发热议,这两天又在新一轮传播中火了起来,因为涉及“告密者”。告密与举报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否应把“告密者”的帽子扣在一名小学生身上?如何让孩子远离告密?

 

告密与举报的区别是“是否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评论员 陈思

    将一个小学生的幼稚行为上升到告密的高度,还能引来一众网友的点赞,可见我们对告密的焦虑有多深了。想到自己小时候掂着半块砖头要与隔壁班的二狗子拼命的事,如果被这位老师和网友们定义为蓄意谋杀,那我真是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了。

    但是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人这种对告密文化的焦虑、厌恶由来已久。比如不怎么受孔子待见的鹤壁老乡端木赐(子贡)就曾对孔子说过,“恶讦以为直者”是他最讨厌的三种人之一。“恶讦以为直者”,爱告密揭短却自以为坦诚正直的小人。

    虽然儒家文化对这种告密行为颇为不齿,但是法家却一直都是告密行为的忠实鼓吹者。封建社会的帝王们往往又套路颇深,深谙外儒内法的精髓,以权力和制度激发毫无底线的告密——系统地利用人性之恶,本质上就是一种统治术。这使得举国告密、全民检举的时代频频出现,也使得人性的阴暗面被激发出来,人性善的一面被惨遭摧毁。

    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为从民间捞钱,出台“告缗令”。该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发展到了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武则天坐上皇位之初,在官僚阶层采取了告密的策略,一边鼓励告密,一边任用酷吏,最大限度地实现恐怖,吓退或者吓走潜在的敌手。

    不独中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曾撰文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将武则天的这种方式,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由于革命法庭的存在,负责镇压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即行定罪,根本无需证据,然后就将嫌疑人推上断头台。

    人的社会性决定我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信任感、安全感是人和人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前提。一个充满告密者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亚健康、不健康的社会。但是翻看相关新闻链接的评论,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少网友爱说一句话:“都不告密的话,警察贴悬赏公告还有什么用?”这明显是将告密与举报弄混了。

    记得看过一篇资讯,国外老师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会明确告诉他们“告密”与“告诉(举报)”的区别,即告密是“给他造成麻烦”,告诉(举报)是“不让他们麻烦”。

    套用这个思维,我觉得具体可以这样区分:告密的目的是利己,举报的目的是利社会;告密针对的是个人的私下行为,举报针对的是公共性事件;告密往往侵犯隐私,行在违法边缘,举报一般针对违法犯罪,坦坦荡荡并受法律?;?;告密是人治专制的恶果,举报是法制的产物……

    当然,不管是汉武帝的“告缗”、明朝的“风闻言事”、企业的员工互评等,告密制度之下也会存在正当的举报。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告密与举报的主要区别是,出发点是不是维护公共利益。

 

    如果认为告密单纯是揭发他人的秘密活动,是中性词,那么,将举报称为“好的告密”也未尝不可,我们应当反对“坏的告密”。

 

鼓励孩子有正义感 不能培养“告密者”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首席评论员  李长需

    现在不少孩子,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被灌输凡事都要告诉老师,让老师来解决,不要自己解决;更有甚者,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不少老师在班级管理中鼓励学生向老师报告其他学生的问题,在班级中安插一些所谓的“线人”。

    这的确可以让老师更早更容易掌握学生的动态,及早发现问题并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但以往的舆论,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在他们看来,老师有“线人”,管理起班级来自然很容易,但想想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学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也许正因为如此,宁波的王老师不鼓励告密的学生,反而让带零售的学生当着打小报告学生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受到舆论的热捧。

    有心理学家认为,不确定性使人处于焦虑和恐惧状态当中。一个经常有人打“小报告”的班级,气氛一定是紧张不安的。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必然导致同学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久而久之,自然冲击了孩子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偏差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影响其一生,从在学校出卖同学,到在社会上出卖朋友和同事,他可能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毫无羞耻感的心理,告密也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看,相比于班级管理,学校教育最应该做的是培养孩子自由而健全的人格,以及正直敢于担当的精神,让学生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大写的“人”,而不是一个心理阴暗、出卖他人的“小人”。不告密、不揭发,不仅仅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而且也应该是孩子们遵守的一条道德底线。

    当然,这不是绝对地反对教师运用“线人”打小报告。事实上,这里有个对“打小报告”如何区分的问题。

    “打小报告”有积极与消极两面,我们该引导预防且摒弃的,是那种夹带私货的告密行为;该鼓励的,则是积极“告知”的那种。比如,校园发生霸凌事件,知情的同学冒着一定的危险向老师报告,实际上是在跟侵犯学生权利的不良行为作斗争,这种“小报告”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并不相悖。

 

    因而,作为老师,积极引导很重要,你要培养的不是“告密者”,而是有正义感的人格健全的孩子。

 

不要轻易把某个孩子定性为“告密者”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姝

    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小学生反被老师训斥,为何被很多人点赞?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打小报告”行为勾起了人们对记忆或现实中告密者的痛恨:上学时每个班里都有爱告状的学生,走向社会难免遇到告密者。因此,该事件承载了众多带有个人经验的情绪。

    但是,把这名小学生威胁不成后的打小报告行为,简单归纳为“告密”,是不公平的。他不该承受这么重的一个指责。

    这名老师曾写文章将学生告状,依据动机分成三类:一类是出于儿童朴素的道德感,出于简单的是非判断,他们要指出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比如考试作弊、逃值日、赖作业;第二类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比如被人欺负、捉弄;第三类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心态,出于嫉妒或是威胁的动机,告发他人。

    如果从成人世界来看,我们可以将第三类戏称为“儿童版告密”,但是就事件本身而言,虽然第三类告状者的心态是有问题的,需要老师扭转这种心态,但不宜做这样的定性。因为小孩子尚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我们不能把“要求对方把巧克力给自己吃”轻易地认定为“威胁勒索”,也不能轻易地认定威胁不成与告密行为之间存在理所当然的逻辑关系。

    为得到巧克力举报同学有悖正义,属于谋取一己私利的告密,甚至是威胁。但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举报的原因除了为了得到巧克力,还可能是为了获得注意、认同等,值得深入了解。

    同学闹矛盾,当务之急在于解决问题,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带巧克力和举报的学生,一个违规,一个在道德上出现了问题,都需教育。这位老师虽然严厉批评了举报人,但是让另一名学生当面吃了巧克力,等于默认学生带零食的“合法性”,这种处理很解气,但并不妥当。

 

    教师应当遵循德育的疏导原则,厘清道德界限,避免随意定性,更要避免把自己对告密者的怨气带到班级管理中。舆论不宜忽略了学生的年龄特点、成长阶段,把事件上升到过高的高度。在信息时代,一边倒的舆论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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